1941年，一队日本兵砸开房门，闯入屋内，准备对一位老人施暴时，老人突然痛骂，吓懵了鬼子：“对不起！我们这就离开！”随后，日本兵回去将此事上报.。
那年12月，香港沦陷。
日军在街头大肆劫掠，砸门声、哭喊声不断。
九龙太子道一间民居内，一位身着长衫的老者端坐案前。
木门被猛地踹开，日军士兵涌入，举着枪四处扫视。
老者没抬眼，也没起身，直接开口。他说的是日语，语气非常差。
嚣张的日军士兵瞬间僵住。领头的赶紧收起手势，眼神慌乱。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就走！”士兵们连连鞠躬，倒退着出门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这位老者是谁？为啥仅凭几句话，就能吓退凶残的日寇？
这一幕，发生在香港沦陷后的混乱时期。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进攻香港。仅18天后，港督杨慕琦投降，香港全境沦陷。日军进城后，立刻烧杀抢掠。百姓闭门自保，却仍难逃厄运。
这位临危不乱的老者，是史学界宗师陈寅恪。
他本想借道香港，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交通中断，只能滞留香港，担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。日军占领后，港大停课，他没了收入，全家陷入断粮困境。
当日军踹门进来时，领头的士兵正准备下令搜查。
陈寅恪突然开口怒斥：“尔等悍然入侵，烧杀抢掠，与强盗何异！”
他的日语纯正又流利，语气里的威严直戳人心。日军士兵吓了一跳。他们从没见过这么镇定的中国人，更没见过日语这么好的中国人。
当时香港，能说日语的国人很少。陈寅恪端坐的样子，从容不迫，让士兵们误以为他是身份尊贵的日本侨领，或是知名学者。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道歉退走。
陈寅恪的日语好，不是偶然。
他13岁时，就跟着兄长去日本留学，进入巢鸭弘文学院学习。在这里，他系统学了日语，还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文化、社会风气和学术动态。
这段留学经历，让他后来能轻松和日本学界交流。而此刻，这份语言功底，成了震慑日寇的武器。
更让日军忌惮的，是他的学术名气。陈寅恪的学识早就传到了日本，不少日本专家遇到解不开的学术难题，写信向他请教。他的解答总能切中要害，让这些专家心服口服。
退走的日军士兵，马上向上级汇报。
日军军官知道，香港藏着不少文化名流。要是真冒犯了有分量的人，容易出乱子。第二天，他带着礼品登门，想核实老者的身份。
得知老者就是陈寅恪，军官的态度更恭顺了。他们清楚，陈寅恪在国际学界地位很高，连日本顶尖学者都敬佩他。要是能拉拢他效力，就能给侵略行为贴金。
日军的目标很明确：让陈寅恪主持“东亚文化协会”，还要他审定中小学教科书。
之后，日军高层多次派人登门利诱。不仅送粮食、送钱财，还开出了高价——军票二十万，折合港币四十万。
面对这些诱惑，陈寅恪始终没动心。每次，他都让家人把礼品原封不动地退回去。
他在给友人傅斯年的信里写道：“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，弟虽拒绝，但无旅费离港，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”。后来，他又病又饿，卧床不起，也坚决不接日寇的任何东西。
这份硬气，来自他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气节。
他的父亲陈三立，是晚清名士。抗战爆发后，日军拉拢陈三立，被他严词拒绝。为了表气节，陈三立绝食殉国。这份家国情怀，深深影响了陈寅恪。
留学欧美的时候，陈寅恪精通了梵文、巴利文等十几种语言。哈佛、柏林等名校都抢着聘他任教，他却始终坚守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日军没放弃。他们通过伪北京大学、汪伪政权多次劝降，还派陈寅恪以前的同事出面游说，都被他严词拒绝。文人的风骨，在他身上体现得明明白白。
滞留香港的日子里，陈寅恪一家的处境越来越难。
他们常常饥一顿饱一顿。女儿回忆，父亲曾连续饿了两三天，全靠友人冒险送来的米粮，才勉强活下去。即便这样，他也不愿和日寇有任何牵扯。
1942年4月，转机来了。在朱家骅等人的秘密营救下，陈寅恪收到了救命的汇款。
他变卖了衣物，还清了债务。之后，带着家人历经艰险逃离香港，辗转多个地方，最终到了桂林。
在这里，陈寅恪重新登上讲台，回到西南联大教书。战火纷飞中，他继续传播知识，坚守着文人的家国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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